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，把居民由高到低划分为蒙古人（漠北各部人）、色目人（西域各族人，如较早被其征服的突厥各部落人、西夏唐兀氏人等）、汉人（原金朝各族人，云南、四川汉族人，汉化的女真、契丹人等）、南人（南宋人民）四等。蒙古于公元１２２７年消灭了西夏，便把西夏唐兀氏人和原西夏境内的其他各族人列为色目人，居第二等，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。元朝军队也以兵员的族属、地域和投降元朝的先后分四等，依次是蒙古军、探马赤军、汉军、新附军。早期的蒙古帝国只有蒙古军、探马赤军。蒙古军位列第一等，是元朝的核心武装力量；探马赤军是镇戍边境的军队，由各部族组建，有较高地位。后来，“既平中原，发民为卒，是为汉军”，“其继得（南）宋兵，号新附军”（《元史》）。由于唐兀台父子是被元军较早征服的西夏人，因此，于公元１２７１年以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身份加入了“第一等”的蒙古军，并定居濮阳，拥有官封草地。据《唐兀公碑》载，杨氏自第二代开始，到杨崇喜子侄辈，世代受封敦武校尉百夫长或达鲁花赤之职。《述善集》也叙述了唐兀氏迁居濮阳后的军职与官号：“至正八年（公元１３４８年）签充山东、河北蒙古军，十六年奉旨选充左翊蒙古侍卫亲军（官署名，掌蒙古军士，说明唐兀氏已享受蒙古人的待遇），三十年定著为籍。后追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”。唐兀闾马属于蒙古侍卫亲军系统的武职人员，同时，按元代的民族等级划分，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，而在汉人、南人之上。因此，唐兀闾马的官职虽比较低，名不见经传，但在当时却属于特权阶层中的人物，社会地位较高，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。

　　“至少在杨崇喜及其下一代是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。”孙德萱说，“元初，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，可能还会有许多蒙古人、色目人中的军功官户和不少普通的蒙古人、色目人在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定居下来，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。”